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乡贤的力量」
疫情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在这个难题面前，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中国，其政府层面和最个体层面在疫情防控的参与中，都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和英美不同的是，代表各种团体的社会的中间层在我们社会中的参与度没有彰显出来。这种中间层参与缺失的结果之一，就是塑造了顶层和底层个体的直接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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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累计确诊已达1573例，英国政府开始有限度地提高部分防疫措施。就在前一天，前英格兰队长鲁尼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专栏文章，批评英国政府的行动缓慢。
鲁尼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他批评政府叫停各级联赛的决定来得太晚，英国的所有球员被当成疫情测验的小白鼠。他还点名了英国首相约翰逊，认为他只想着逃避问题，缺乏领导力。目前从英超到英乙的比赛都被暂停至4月3日，但从疫情蔓延趋势看，想在这个时间点恢复比赛几乎无可能。鲁尼也在文中建议，将这个赛季延至9月份，从今年冬天开启两个赛季的比赛，这刚好不会影响到2022年世界杯的备战。
新冠疫情对各个国家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政府需要通过各种事实证据、言论，以此来找寻问题的根源，对政策进行及时修正。前有“群体免疫”的设想，后有英国科学界近300名研究人员发布联名信实名反对。前有鲁尼专栏，后面联赛是否会继续停摆，只需继续观望。
所以，无论是研究人员的反对，还是鲁尼的强烈批判，都代表了一种社会团体的声音和参与。他们的声音和参与塑造起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大家都可以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政策。政府可以从公共空间中吸取一些建设性的帮助，了解更多的情绪和需求，及时修正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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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尼大概是本次疫情中说话最犀利的运动员，直指制定政策的核心人物。在他之前，西汉姆后卫奥邦纳也站出来说话。他认为英国政策滞后不止是足球上的问题，而在于英国人的精神和思想。他们没有意识到病毒的危险性，“他们想等出了人命之后，再开始采取行动。”
鲁尼和奥邦纳态度鲜明地对一项政策进行了点评，他们是运动员。也是公众人物，他们的声音代表了一类群体的声音，也很容易被放大。某种意义上说，要建立一个公共空间，首先要有塑造公共空间的阶层人物。最具备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无疑是最合适的塑造者。其中包括了明星、运动员、知识分子等。鲁尼和奥邦纳这类阶层的代表。但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公共空间以及塑造这种公共空间的社会团队的代表，如鲁尼、里皮这类人是缺乏的。
意大利也有公共空间的塑造者，里皮就是其中之一，他多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意大利疫情爆发初期，里皮就表示意大利应学习中国的做法，立马暂停意甲和球队的训练。里皮作为意大利功勋教练，他的观点或许无法对政策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一定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在里皮首次发声后不久，意甲宣布停摆。三天前，意大利的《共和国报》又去采访里皮，让他聊聊本赛季意甲联赛该如何结束的方案。里皮的弟子卡纳瓦罗这两天也回到广州，此前他也表明了同样的立场，他的言论登上了《米兰体育报》的头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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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鲁尼，还是里皮，他们的角色都类似于我们传统社会中的乡贤。有声望，有话事权，受人尊重。
在以前，我们也有此类乡贤。前几天，历史学家许倬云做客《十三邀》时，谈到中国传统中有种制度是士绅管县，参与者就是士绅乡贤。无锡曾经有个茶馆叫清漪茶社，是乡贤们聚会聊天的地方，他们热心公务，时常会来这儿对社会议题商讨半日。以至于县长都不用做事，每天来这儿听听他们的意见，觉得可行的就照做。
茶社的旁边还有一个大十倍的茶室，地方上各行各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那边喝茶，聊油行，聊运输，聊社会上的各种议题。这里面还有领袖人物，先是杨翰西，后是钱孙卿。杨翰西后来担任了中国银行无锡分行第一任行长，创办了各种社会工厂。这种乡贤自治，不止无锡一处，江南的吴兴、嘉兴，四川好几个县都有，并且乡贤们出谋划策不仅不收钱，还得动员群众自筹资金。
乡贤们花费很长时间商讨，结合百姓需求和官员执行力来提出对策。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起到了底层和顶层之间的缓冲作用。构筑起一个从言论到行动都得到充分润滑的公共空间，这种空间看起来往往极具批判性，但是它缓解了顶层和底层个体的直接对立。
乡贤这类群体是社会理性和活力的的泉源。随着发达的官僚体系极度的延伸，中国社会被重新组织了，乡贤消逝了。虽然，这种重新组织在很多方面带来了高效率，但同时也导致有活力的公众空间以及代表社会各个集团的贤能群体的消逝。
我们需要找回鲁尼、里皮这种在我们传统中曾经有过的力量。希望有一天，鲁尼、里皮可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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