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膨胀，日本思想界也逐步从“脱亚入欧”变为了“继承东方文明”，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
日本的东洋史学界因为中国史观问题分为了两派：一派是白鸟库吉为代表，极端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东京学派；另一派则是以内藤湖南为代表，极为推崇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京都学派。
内藤湖南
白鸟库吉在对中国的态度上十分傲慢，认为中国只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对象，是证明日本人与欧美人一样强大的工具而已。内藤湖南则不同，他注重结交中国学者。认为日本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在九州陆沉之际，中华文明的精华只留于日本，日本应接过中华文明的大旗，建立起新的中华文明。
日本京都奈良
凭借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内藤湖南成为日本20世纪最具社会影响力的记者与公众舆论的“意见领袖”。他的学术思想影响了日本的两三代人，也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同样也忽悠了不少中国人，像严复，王国维，张元济都是他的好友。他的思想最终被总结成“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对中国的危害不亚于百万大军。
内藤湖南最有名的学术观点便是“文化中心移动说”，即文化的中心被带到了那里，文明就到了哪里。其中我们熟知的便是一篇文章“崖山之后无中华”，他认为在崖山之后古典意义上的中华文明便没有了。中华文化的中心从关中到了中原，再到了江南，最后到了日本。日本继承了中华文明的精华，日本也由此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中国解决困难。
但是内藤湖南并没有鼓动战争，反而认为对中国的侵略应停留在鸭绿江，对中国采取政治和外交上的蚕食策略，最终达到同化中国的目的。对当时贫弱的中国而言，不怕鲸吞，毕竟中国的体量摆在那里，小身板的日本吃了恐怕会消化不良，但是就怕蚕食，怕被日本一块块切割后吃了。幸亏愚蠢的日本陆军马鹿们破坏了这一切。
内藤湖南在本身上是一个疯狂崇拜汉文化的人，否定了西方文明优越论。但他无法理解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的行为正是我们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中国并不需要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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